“我觉得这是外商投资法最大的亮点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国务院参事室金融中心研究员、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说，外商投资法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制度性安排，很多条款都与国际接轨，“我们在开放的同时，也懂得用国际通行的方式，更加合理、合规地行使权力”。

　　“这是国际惯例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华润（集团）有限公司董事长傅育宁说，国家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就是一个“不能因人为因素变化而变化”的制度性安排，是中国法治进步的表现。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、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利华曾任工信部副部长，他特别关注草案中的第34条和第39条。
　　草案第39条规定：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投资方面对我国采取歧视性的禁止、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的，我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该国或地区采取相应的措施。
　　刘利华介绍，他在工信部任职期间，遇到过很多类似的事，当时中国企业“一点办法都没有”。“有的是显性政策，明确告诉你中国国企来投资，不行；有的是隐性政策，欧美国家对WTO安全例外原则运用得特别娴熟，设置了很多条款将一些投资挡在门外；还有的会用行业协会政策把你搪塞过去。”刘利华说，国际上确实有“安全例外”一说，而过去我国在这方面经验不够，如今把“安全审查”写入立法，即表示提上制订细则的议程，“特别有必要”。
　　还有一些委员认为，第34条尚有细化的空间。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章启月现任中国驻希腊大使，曾任中国驻比利时、印度尼西亚等国大使，也曾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总领事。她认为，第34条同样会引起外国投资者的高度关注。
　　章启月认为，如果外商投资法里需要明确安全审查这一条，就要把下一步的具体实施细则，以及各个方面的细节都充分考虑到，“之前我们国家在制定NGO（非政府组织）法的时候就出现过一个问题：我们的法先制订了，但是缺乏实施细则，就会很麻烦”。
　　“安全审查是由谁审查？怎么审查？审查要花多长时间？这些问题目前看来似乎都缺少细则。”章启月认为，需要先把这些问题想好，不能等法律制定后再去弥补。比如第34条规定，“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进行安全审查”，她认为这个规定范围就有些大，还需要“聚焦”。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、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认为，草案可以把“准入许可”和“安全审查”分别阐述。“安全审查是利用外资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项制度考虑，但跟市场准入许可不是一回事，分开表述比较好。”他建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