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次看似寻常的纪委监委通报，一件本应简单的“干部醉驾致死案”，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。经历了数日的舆论发酵后，如今终于进入再审程序。

　　先是甘肃省检察院对此通报，经阅卷审查和研判，认为“毛志尧交通肇事案”一审判决免予刑事处罚明显过轻，已责成定西市检察院向同级法院提出检察建议，要求依法纠正原判错误。
　　而后，据陇西县法院最新消息，该院于2019年1月26日启动对此案的评查工作，根据评查结果，决定依法进行再审。
　　这一决定的作出并不出人意料。但是，如此快速地进行评查、决断、纠错，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，也不多见。
　　值得嘉许的是，无论是原审法院，还是检察机关，面对公众和媒体的质疑，主动“释疑说法”，开展内部的评查和审核，进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，体现了对民意的回应和配合监督的积极态度。
　　客观而论，原判决在“事实认定”“适用法律”等方面，的确存有若干不妥之处，此案确实应属于重新审判的范围。
　　法院方面，在内部评查工作结束之后，自行启动再审程序，也符合刑诉法的规定。当然，即便没有裁判者的“自我纠错”，鉴于甘肃省高检公开表达的纠错态度，根据刑诉法“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，如果发现确有错误，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”规定，该案一旦提起抗诉，也“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”。
　　不过，还应看到的是，这起案件启动评查工作，直至进入审判监督程序，之所以能够“峰回路转”，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公众舆论的监督。
　　尽管这起案件原判决从普通公众到业界专家都提出了异议，但就该案来说，早已“生米做成熟饭”。不但判决已生效，连党纪政纪处分都已“板上钉钉”。倘若不是通报意外“曝光”，没有网络舆情的不断升温，恐怕很难如此“较真”，将案件推翻重来。
　　诚然，这种颇为被动的现状，与刑诉法审判监督程序制度的既有设计不无关系。根据刑诉法，“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、近亲属，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、裁定，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”，上级法院、检察机关都是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适格主体。
　　问题是，本案中，当事人方面都“谅解”不申诉了，上级检察机关很难主动提起抗诉；上级法院在检方未提起抗诉，当事人又“沉默”时，也不容易察觉下级法院裁判的错误。至于本级法院，院长、审委会对自家判决，更难以跳出“当局者迷”的窠臼。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，作为“第三方”的社会监督“拾遗补缺”，就显得尤为重要。
　　有了这种司法与监督的良性互动，才能留住正义的一汪清泉。